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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你不知道的浐灞 | 浐灞: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
發布時間:2017-03-16 丨 閱讀次數:574

隋唐浐灞地區是關中陸地交通的必經之地

宋元時期西北絲綢之路仍是

古代中國通往西方的重要貿易路線

浐灞仍舊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點


古時長安東出的交通要道——函谷關道(潼關道)、武關道、蒲津關道均要經過浐灞地區。因此,歷朝歷代,官府都對其都十分重視,歷史上曾數次修建。從東西貿易來看,浐灞地區是當時從中原、江南等地通往京城長安的必經之路,也是當時東西南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

古灞橋作為歷史上關中交通、水利體系中最為重要的基礎設施之一,不但反映了長安城及其周邊地區水環境的變遷,而且也透射出關中城鄉社會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變化。灞河河道的變遷以及周邊形勢的變化等原因,灞橋橋址也屢次遷徙,都不能改變灞橋作為長安東部的交通咽喉的地位。

 “絲綢之路” 近年來成為一個熱門話題。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一下古灞橋在古絲綢之路中的重要作用與地位,以增強人們對古灞橋重要歷史地位的認識,喚醒人們保護古灞橋的意識。絲綢之路是指連接中國腹地與歐洲諸地的商業貿易通道,因大量中國絲綢經此道西運,故稱“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形成于公元前2世紀與公元1世紀間,直至16世紀仍保留使用,是一條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進行交流的主要道路。這條道路貫通了當時人類文明發展的中心—亞、歐、非三個大陸,導致黃河流域的中華古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印度古文明、兩河流域的希臘古文明、尼羅河流域的埃及古文明以及歐洲大陸的羅馬古文明交流融合。也促進了佛教、襖教、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蘭教向東西傳播,給人類文明發展史以極大的影響。因此,有學者認為“絲綢之路”的貫通,對人類歷史的影響,不亞于哥倫布對新大陸的發現。絲綢之路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其中廣義絲綢之路包括“陸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和“草原絲綢之路”等。本文主要探討的是狹義 “陸上絲綢之路”,它起于中國古代都城長安或洛陽,從河西走廊向西,經中亞、西亞到達地中海。

19世紀70年代,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的概念,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間,一般籠統地認為長安是古絲綢之路的起點。20世紀90年代,自研究者提出洛陽也是絲路起點的觀點之后,西安與洛陽這兩個古都之間的絲路起點之爭似乎從未停歇。對于這個問題,學界已經有了比較充分的論證,歸納一下,支持洛陽作為絲綢之路起點的證據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洛陽處于“天下之中”,交通便利、經濟發達、文化先進;洛陽是東漢、曹魏、西晉、北魏等時期都城所在,也是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西漢以及隋唐時期雖以長安為都城,但洛陽仍是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重鎮,且隋唐多位帝王曾長駐洛陽;東漢以洛陽為起點計算絲路里程;洛陽附近出土的西域人墓志以及大量與絲綢之路有關的遺物等等。

近年來,隨著絲路申遺工程的開展以及“絲綢之路經濟帶”概念的提出,先后有更多的城市加入絲路起點之爭。“絲路起點”已經從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演變成一個復雜的社會話題。

如果單從學術的角度考慮,自漢武帝開辟通往西域的商路之后,都城長安作為西漢時期的絲路起點應該爭議不大。但從東漢定都洛陽之后,洛陽在此后的相當長時間里承擔了“絲路起點”的功能。即便是以長安為都城的西漢和隋唐時期,作為重要交通樞紐的洛陽,其在絲綢之路之中發揮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2014年世界遺產委員會公布的絲綢之路項目中,就包含了4處河南境內的漢唐時期遺址,這應該也代表了“絲路起點”問題的主流看法。即使魏晉南北朝時期,長安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長期處于衰落地位,洛陽則發揮了絲綢之路上的起點作用。

其實,撇開絲路起點這個爭議話題不談,在古代中國,廣大中原地區和江南是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的主要出產地和西方貨物的最重要的市場。絲綢之路上來往的客商和運送的貨物,其大部分都要經過關中東部的交通線。因為,從絲綢之路的路線看,北線由長安(東漢時由洛陽至關中)沿渭河至虢縣(今寶雞),過汧縣(今隴縣),越六盤山,沿祖厲河,在靖遠渡黃河至姑臧(今武威),路程較短,沿途供給條件差,是早期的路線;南線由長安沿渭河過隴關、上邽(今天水)、狄道(今臨洮)、枹罕(今河州),由永靖渡黃河,穿西寧,越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張掖;中線與南線在上邽分道,過隴山,至金城郡(今蘭州),渡黃河,溯莊浪河,翻烏鞘嶺至姑臧。三線都以長安為起點,因此,絲綢之路在以洛陽為起點的年代,必然要先從洛陽至關中,便必然要經過浐灞地區以及浐灞咽喉灞橋。因此,關中東部的交通線,也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正確認識灞橋遺址在關中地區交通線上的地位,就成了論證灞橋遺址與絲綢之路關系的關鍵。

浐灞作為古代關中地區的水陸交通咽喉,浐灞為東西貿易必經之地。古代交通分為水路和陸路交通兩個方面。隋唐時期,關中地區水路交通線主要是渭河與漕渠。渭河系長安所恃重要交通線,但因其流淺沙深,水力無常,渭河運輸甚為艱難,基本上用于運輸糧食,且糧食亦常常不得已而走陸路。在人員交通方面,據學者研究,由渭河出入長安者僅見于隋唐以前個別帝王巡幸和軍事上的偶發奇兵 。漕運方面,隋唐兩代多次開鑿、疏通漕渠,但也主要用于運輸糧食。盡管隋唐兩代曾多次疏通漕渠,但隋唐兩代歷300余年,漕渠發揮作用的時間尚不及其五分之一 。由此可見,在隋唐時期,水運在關中交通運輸方面發揮的作用比較有限,在人員交通以及除糧食以外的貨物運輸,主要倚重陸路交通。

長安附近交通網絡中主要道路有四條 ,即函谷道、武關道、蒲關道和渭北道,其中三條位于長安以東,分別是經渭河南岸向東的函谷道、沿丹灞谷地趨于東南的武關道和自蒲津東渡黃河的蒲關道。

灞河作為長安城以東的天然屏障,灞橋的位置決定了長安城以東的道路走向。據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推斷,秦漢灞橋位于隋灞橋以北,浐灞交匯之下的地方 。隋新建都城于漢長安城東南,相應的灞橋也被南移重建。隋開皇十六年(596)在灞橋東端置滋水驛(別稱灞橋驛),其后灞橋便成為長安東邊的重要驛站,函谷、武關、蒲關三道在此相交。即《雍錄》所指:“此地最為長安沖要,凡自西東兩方而入出峣、潼兩關者,路必由之。”

據此可知,隋唐時期,古絲綢之路在關中地區基本倚靠陸路交通,而隋唐灞橋是關中陸地交通的必經之地,灞橋遺址在絲綢之路中的作用與地位不言而喻。其后,由于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以及元代草原絲綢之路的發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條西北絲綢之路的地位。但整個宋元時期,西北絲綢之路仍是古代中國通往西方的重要貿易路線,灞橋仍舊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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